我寫了一本書《中國人為什么創新不起來》，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為什么中國人創新這么難。
從經濟學的角度，產權非常重要，有形無形的東西都要有產權，你必須保護好自己的知識產權。從政治學的角度，自由很重要，沒有自由談什么創新呢？比如：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美國各個城市的創新能力排列時，一個城市的創新能力和這個城市同性戀人口的比例成正比。對此大家都大吃一驚，難道我們搞創新，還要先去當同性戀嗎？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說這個地方如果能夠容忍同性戀的存在，就更加能接受創新。
從社會學的角度，強調信任，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信任發展的過程，剛開始時有血緣關系的信任，然后是同事、朋友、鄰居間的信任，最后是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如何能建立一套系統，讓陌生人之間也能夠毫無顧慮的互相信任，這對創新將非常重要。從人類學的角度，強調個體，創新永遠是個體，沒有活躍的個體就不會有創新，如果一個國家不尊重個體就談不上創新。中國人講事情喜歡大框架，看問題喜歡看整體、看大局、看背景，一上來動不動就談上下五千年，實際上是這個思維習慣對創新是一個障礙。
從宗教學的角度，強調信仰的重要，若沒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上的高度自我意識，在探索大千世界，面對茫茫宇宙時，他不可能有那種雄心萬狀怡然自處的心態。從管理學的角度，強調價值觀與企業的文化，一個公司文化不行，價值觀不行，戰略再好也是白搭。
找不到自我談何創新
那我們該怎么去做創新？先說縱坐標，縱坐標是創新的領域，產品和技術層面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組織與管理層面的創新；而橫坐標是三種不同級別的創新。其中漸進式創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迄今為止整個東亞都沒有積極式創新，包括日本和臺灣。漸進式創新不太新奇，積極式創新難度又太大，那真正可操作性的創新在哪里？所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建構式創新。
什么是建構式創新？也就是跨界、混搭、亂燉、穿越、鏈接、拿來主義。為什么文藝復興的創始地在佛羅倫薩？因為有美第奇家族，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非暴力手段而依靠商業，與各派勢力做交易成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的家族。美第奇家族對人類文化做的最大貢獻是將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的詩人、藝術家、建筑家、科學家、哲學家等匯聚到佛羅倫薩，然后化學反應就發生了，各種混搭、跨界穿越就出現了，于是有了文藝復興。
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教授將西方文化的創新歸納為九個字：多元性、異質性、斷裂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文化就是大家都朝某一個方向進行，思維上雖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但缺少多元性和斷裂性，所以不可能有創新。
熊貓是中國的，功夫是中國的，但是《功夫熊貓》不是中國的，是美國人打造的。為什么上海到現在最有魅力的還是那些二三十年代以石庫門為代表的建筑呢？因為這些建筑是外國地產商，外國建筑師做的，中國人沒有這種魄力，到今日為止，稍微好一點的建筑、酒店等，設計師都是外國人，中國人沒有這種拿來主義的氣魄，他不敢把一個官帽甚至是洗干凈的馬桶放在大堂里做裝飾，他沒有這種自信，民族自信。
所以我今天講的主題就這一句話“找不到自我談何創新”，創新必須有結構洞，只有這樣才有更多的信息、更快的信息、更新的信息，中國人很遺憾如果不是生活在圈子里基本沒有立足之地，甚至死無葬身之地，你必須玩這些關系、圈子的游戲。
為什么中國人非常難去扮演這個結構洞的角色，這個橋梁的角色，因為中國人必須在一個圈子里才能生存下來，必須靠關系靠圈子靠人情，你沒有自己的關系網，沒有自己的人情網，沒有自己的圈子，你就基本上根本沒有立足之地。
越講集體主義的國家越窮，越窮的國家越講集體主義，這個是鐵的定律，如果沒有尊重個體文化，你這個國家根本談不上創新。奧運的時候，特奧會的英文口號很清楚I know I can，我知道我行，你看中國變成了什么？你行我也行，這是一回事嗎？說明什么？說明中國人骨子里重視別人對你的看法，你骨子里重視別人對你的看法，你就不可能拿出勇氣做新東西，不可能創新，就這么簡單。
最近有些比較出風頭的年輕設計師，他們的共同特色是想方設法的不讓你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連自己的身份、出生都不敢面對，怎么能成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師呢！黑賽爾曾經說過，對每個人而言，真正的職責只有一個，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堅守，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其他的所有的都是逃避方式，是對大眾期望的沒落回歸，是隨波逐流，是對內心的恐懼。
老外說得好，老中說得更好，孟子說：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你的雞犬走失了，尚且知道去找回來，良心迷失了，反而不知道去找回，這是重小輕大，以小害大。王陽明講得更好：“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靠的是新教，中國也有“心”教，就是王陽明這個“心”，可惜在中國被遺失了，反而在日本開花結果，所以日本人不認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支那人，只有他們才能代表唐宋以來偉大的中華文明的精髓，所以從明治維新開始，前三杰、后三杰，吉田松陰、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都是王陽明的信徒，侵華戰爭那些日本將領的行囊中往往能找到一本王陽明全集，豐臣秀吉曾經想象過、設計過一個大東亞帝國，以寧波為首都。老祖宗在造字的時候，什么叫“悟”，找到你的本心就叫悟。
而我們找不到自我所在，何來創新之言。(肖知興/文)
